我认识血泪名单中的两位受难者

阮祖望

1985年5月26日《北京日报》刊载北京市工商银行的一则启事,称“‘文革’期间银行收存了一批查抄、自交存单存折,经过多年陆续清退,目前尚有857件未被人认领。现将这些存户姓名公佈于后,希以上存户见报后,通过所在单位(没有单位的居民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到所在区工商银行办事处,办理认领手续。”2008年11月,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的姚监复先生在《开放》杂志上撰文,称“这是一份浸透了血与泪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单”,并说名单中的“贺定华”就是他的母亲,一位已退休的小学教员,在1966年8月27日被来抄家的外馆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姚监复呼吁史学家对这个名单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把这857个名字后面埋藏着的每一个悲惨故事像王友琴博士写《文革受难者》那样挖掘出来、记录下来,以史为鉴,让这个民族永远不蹈覆辙。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见到有人对这个名单做系统的调查研究。

在这个名单中有两个人我认识,即列在“东城区”之下第25、26名的黄振英和李卓芹。现把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情况记述如下。

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外祖父在杭州西湖孤山上的一块墓地被杭州市政府为修建公园而征用,杭州市政府补偿给我母亲几十元钱,我母亲又加了点钱,买了一台“地球牌”的缝纫机。我母亲说,她选“地球牌”有“以地易地”的意思。她想学点能用来补贴家用的技艺,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机绣(用缝纫机绣花)学习班。班上有个同学叫李卓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住得又比较近(她家住在东四附近,我家近东单),于是两家开始走动。李卓芹的丈夫叫黄振英,他们两人都是山东人。黄振英对北京的名胜古迹颇有研究,他和著名的“北京通”、民俗学家金受申(1906-1968,字泽生,满族)是朋友。我父亲对北京的历史人文也很有兴趣,又都是山东人,所以他和黄振英也很说得来。李卓芹和黄振英都到我家来过,我也都见过。

据我所知,黄振英和李卓芹是实业家,原在青岛开纺织厂,但和我父母亲认识时就已经不再经营了,两人都赋闲在家,靠原有的积蓄和收取房租生活。李卓芹学机绣,显然有作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打算。“文革”初期,他们就因“资本家、房产主”的身份被冲击,家被抄,包括存折也都被抄走了。当时北京市所有的私有房产都被收归国有,他们自然也断了房租收入,生活立即陷入绝境。我父、母亲也帮不上忙,那时我家也被抄了,我父亲在“文革”前是由卫生局颁发行医执照的个体医生,在“文革”期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勒令停业,也一时失去生活来源。但黄振英、李卓芹很大度,曾对我父母说,只要他们能被落实政策、发还被抄走的存折,两家的生活都不成问题。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大约是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他们两人同时服安眠药自杀,李卓芹去世,黄振英被救。其后,我父亲每天都去看望和安慰黄振英。后来由于我父亲阵发性心房纤颤发作,有几天没去,再去时被告知黄振英已自缢身亡。我父亲很自责,因为此前黄振英曾对他说:“我会对得起卓芹的。”我父亲未解其意,没能阻止他再次自杀的念头。

黄振英和李卓芹没有子女,所以没有人认领他们被抄走的存折,也没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这是我所亲知的“文革绝户”一例。我父、母亲了解的黄振英、李卓芹的情况可能更多,但他们都已去世多年,我无从询问了。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么一点点,但不把这些只言片语记录下来,我内心不安,感觉愧对他们的冤魂,因为对我来说,“黄振英、李卓芹”不仅仅是两个人名,而是两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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