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感谢你书中对我爷爷的记录。今天是我的爷爷黄新铎55周年的遇难日，我爸提醒我记得这绵绵家史。您书中记载的内容属实，我爸当年才16岁，他们兄妹四人，头天被通知爸爸第二天要被放出来，结果第二天却接到了去收尸的通知。我爷爷最后死亡的地址是在一个公共厕所的隔间里，是被活活打死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奶奶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于2012年97年高龄去世，从未改嫁。
我出生在80年代，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爸爸提醒永远要记住这段家事，告诉我的孩子，永远不要忘记。

接受文章地址：wordpress@ccrhm.org not working, 請檢查。謝謝

首先请允许我对王友琴教授40年来搜集整理文革受难者资料，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其他协助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父亲叫姜一平，生于1922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三）。生前最后的职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化工局副局长（注：当时该局没有正局长，我父亲是实质上的正局长）。我父亲15岁在山东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后参加八路军。因有初中学历，被安排在军工厂与吴运铎一起开发手榴弹等兵器。全国解放前（东北解放后）担任大连化工厂（后大化集团）厂长，后担任太原氮肥厂（后太原化工集团）厂长，其后调往国家计委。

我父亲出身学问世家，祖上曾担任翰林。他聪明博学，自学完成大专课程。精通历史，通英俄日三种语言，被亲戚家人称为活字典，并喜爱广东音乐。在工作上精于专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部下严格要求，为人善良正义，眼里揉不得沙子，为此得罪了一些对工作敷衍了事贪图私利的同事，在文革中遭到报复迫害。因无法忍受组织的不信任，停止组织活动，接连不断的批判会，建筑工地的强迫劳动等，于1969年11月20日凌晨在国家计委大楼跳楼自杀。

比起其他文革中因暴力致死的受难者，也许我父亲受到的迫害算轻的，但对于一个从十几岁就忠心耿耿追随他信任的党的老党员，可以想象上述迫害对其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是相当残酷的。

我父亲自杀当天早晨离家时，是我送他出门。我问他，“你怎么走这么早？”，他说，“有点事”。没想到这成了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对话。我母亲是国家计委定点医院的医生，当天正在值夜班。父亲被发现后，送到正在急诊室值班的母亲手里（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个情景对母亲有多么残酷）。据母亲讲，当时父亲已过世，但还有体温。因为是高空坠下，腰间皮带已崩断。

中午放学时，我在计委食堂被一个叔叔告知不要吃饭了，让我赶紧回家。回到家，看到一屋子大人坐在我家，母亲面无表情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自杀就是叛党，是反革命，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母亲为了不连累我们子女，强忍住悲痛。此后很多年，我母亲总是哭泣，而我每逢看到母亲哭泣，总是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母亲，但心里又很难受，不忍目睹，所以总是躲到一边。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每当想起父亲离开我们的情景，总是为没能阻止父亲而自责，为没能安慰痛苦的母亲而后悔。另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对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一定让你们幸福“。后来一直到文革结束，母亲遭受了很多歧视和谩骂，有一次当母亲又一次在计委遭受谩骂后对我说，“我当时真想一头撞死在计委大门口”，可想而知母亲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文革后，国家计委为我父亲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但不是追悼会，并拒绝在悼词中写上“迫害”一词。当年我在上大学，由于各方面尚不成熟，未能为父亲写一篇悼词，表述家人对父亲的怀念，至今仍后悔不已。

文革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同龄人和自己父亲共享亲情，我总是羡慕不已，经常想象如果父亲还在，我们这个家庭会有多么幸福，我会聆听多少父亲的教诲，会享受多少深沉的父爱。文革后，我和二哥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哥哥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本人生活在国外，三个子女都家庭幸福，母亲活到94岁高寿，也算是告慰天堂里的父亲，算是对父亲尽了一点小小的孝心。

今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这个网站，很感动文革过去多年，还有人不辞千辛万苦，坚持不懈地完成文革的记录。今天写下这个短文，是为了在你们的纪念园里为我父亲留下一个纪念碑，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录，也为反省文革这个悲剧时代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希望你们坚持文革纪念园的伟大工作。这不仅是为文革留下历史记录，也不只是慰藉受难者和家属，更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过罪恶的历史，只有能够反省罪恶，不忘罪恶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并立于民族之林。谢谢！

关于同济大学受难者——孙国楹

孙国楹是因为“反革命小集团”罪名被整自杀的，起因确实是因为“偷听敌台”。“反革命小集团”共5人，他名列第三。1968年1月27日，名列第1、2的两位首先被逮捕。3月，名列第4的那位也被逮捕，孙大约是在此前不久前逃跑、被抓后自杀的。他吊死在同济“新礼堂”（也称“新饭厅”）的舞台上。我父亲“荣幸”名列小集团，也是被首先逮捕的两位之一。当时我管孙国楹叫“孙叔叔”，他终生未婚。后来我父亲和同时逮捕的那位被判刑7年，而名列第四那位反而被判10年。名列第5的那位，因揭发有功（他和孙住同一寝室，“听敌台”就是他揭发的），家庭出身好，被“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文革中的“上访”户
我母亲孙映芳，文革时在云南省广播电台资料室工作。从母亲到老都还在追求入党（一直对单位上那些人不考虑她的申请耿耿于怀),再查看她留下的大量日记，可见一位一心追求“上进”的“革命”者。可惜在入党不顺之外，不但事业上并无起色，而且还在残酷运动中被整，倒了大霉。反右时被定为“右派言论”被从《工人日报》下方放到云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革命进行深入一环节就是“深挖五一六”的发动群众斗群众，各单位找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我母亲不幸再次中招。
母亲的大姐孙荫南，是外公第一个妻子所生，是为同父异母，年纪与我母亲的母亲相同，年龄相差二十多岁。1937年抗日战时期，母亲的大姐夫家在上海淞沪会战时被日本飞机轰炸失散，大姐逃出后回到家乡，母亲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姐。后来大姐夫在江西上饶当了汽车管理处主任，大姐又离家前去团聚。解放后大姐家在广东省韶关工作生活，到文革时被定为有问题的“九种人”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家乡新丰县乡下。
母亲为人讲亲情，文革开始后还在给这位居住在乡下的大姐写信。一向“思想积极”的母亲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想着大姐家在农村消息闭塞，给大姐邮寄了几份文革宣传单。没想到大姐那边革委会“阶级斗争警惕性”高，在对被控制监视的对象“坏份子”大姐家的信进行扣下检查 ，发现云南那边还有人跟“坏份子”联系，就向云南省电台举报了我母亲“向历史反革命分子寄材料”，提醒单位注意母亲的活动。
在文革阶级斗争高潮时，内乱全面爆发。1969年各单位“当权派”已经被打倒，实行军管，成立革委会，由军队的“军代表”进入和单位工宣队一起管理。省广播电台的工作一片混乱，极左思潮泛滥下，省广播电台的头头居然是一位排级干部，那种水平当然是乱整人，把电台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大搞白色恐怖，划线站队，层层加码“揪出阶级敌人”(正像1957年抓右派)，把南下干部及一般群众中的许多无辜者列为审查对象，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造成30%以上的冤假错案。母亲因为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大姐夫家写信，就被定为了单位上“有问题”的反革命，戴上“特嫌”帽子，被投入电台设立的“牛棚”，被审问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
在母亲被关押隔离审查期间，有一次跟父亲去“探监”，就在省电台潘家湾大院大门正对的那座小洋楼里，一楼进走廊的第一间。工宣队人员带我们到那里，一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和另外一位女干部坐在地上放的木板上，简单的地铺，床头边放有硬纸板盒子算是床头柜，上面放着漱口缸和饭盒。
母亲一看见我们就哭了，说不出话，不停地抹眼泪。记得她一直跟父亲说单位上冤枉她，她要上诉，还要父亲带草稿纸给她写申诉材料。我每次跟父亲去给母亲送东西，都要经工宣队看门的检查同意才转交进去。
后来准许母亲每周回家一次，帮我们洗洗衣服，整理家务。一次，母亲在做完事后就带着我去省革委会主任周兴的家，那是省委宿舍大院进大门左边一溜三座别墅的第一座，就隔我家住的“乙栋”宿舍楼一条马路。当时父亲在省委农村部工作，所以我家住在大院的“乙栋”，是普通干部住的，“甲栋”是处以上干部的楼。母亲按了周兴家大门上的门铃，出来一卫兵。母亲跟他说了一些话，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她写的申诉材料，要那卫兵转交上去，那卫兵收了材料我们就离开了。当时我不知道母亲做这个有什么用，现在看了那么多上访人员，才晓得自己的母亲在50多年前的文革中就搞“上访”了。
在那个年代，母亲的上访行动结果可想而知，申诉材料肯定是又交到单位头头手里，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久母亲就被下放到省电台的农场养猪去了，农场在西山区沙朗白族公社大山里的桃园村，远离昆明约20公里。从1969年12月15日开始被隔离审查，直至文革末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1975年，母亲在农场“劳动改造”养猪长达六年，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折磨摧残，使她患上了高血压、腰椎肥大、风湿、忧郁等症。一直到1979年4月才给她发了“平反”通知2。
每年中学放暑假我都坐长途车到七八公里远的大普吉，再沿着一个大水库走二个钟头的路去到那个养猪农场看母亲，跟她住上一段时间。整个农场在一山坡上，杂草和灌木长得比人高，她住在一个被荒草湮没的土坯房里，杂草中有一走出来的通道与外界相联。小土房没有粉刷过，是那种滇中典型的红土墙。一进门是过厅，左右各一间房。母亲的在右边，对面那间住着一个老太太，整天坐在一个椅子里一动不动，我心一直嘀咕她是否还活着，令人恐怖。母亲房间很小，黑黑的没有窗子，照明靠顶上一黄黄小灯泡，有床，一个胸柜，一把椅子就塞满整个房间。
母亲很高兴我的到来，总是想办法做好吃的给我，特别是夏末雨季野生菌上市，经常从附近桃园村民手里买最新鲜的青头菌来炒吃，非常爽口。白天母亲去喂猪，也不愿意让我去看她工作的地方，我没地方去，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母亲那里多是马列毛著作，翻了几本，根本看不下去，只有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能当做历史故事读，非常老旧，还是繁体字版本，加上很多古字，只能猜着看，打发时间。
从1969年底母亲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养猪农场回到昆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先是下放“五七干校”(在弥勒县东风农场长塘子)，后又到弥勒县新哨公社大沙冲生产队，每天都看着通往公社的道路，期望看见母亲或者什么亲戚出现。林彪事件后“五七干校”撤销，“五七战士”父亲被分配工作到位于安宁县的昆明钢铁厂工作，我也进入了厂附属中学。
1975年母亲回到昆明，父亲在昆钢也分到一两居室，母亲周末会来，我也会去昆明看母亲。母亲在省电台管理图书室和阅览室，以及回复听众来信。从农场回来后单位给分了一间宿舍，宿舍楼在办公大楼(光复楼,民国时期建筑)背后。到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等待下乡当知青之前，天天在电台图书室翻那些老书，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小说，直看得昏天黑地。
（附件：母亲的“平反”通知，我有原件，不知道怎样传给你们）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云广党字(1979)28号

关于孙映芳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根据广东省新丰县公安局的来函，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八月，把孙映芳同志列为“特嫌”进行长期审查。审查结果。孙映芳同志不存在“特嫌”问题。已于一九七四年八月解除审查。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对孙映芳同志采取了法西斯的审查方式。使孙映芳同志身心受到摧残。家属受到诛连。这是错误的，特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南省广播养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九七九年四月十八八日

首先感谢王大姐不辞辛苦为中华民族献出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十几亿中国人但凡有一点人的良心都要扪心自问：自1949年以降，在中国大地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无辜亡灵难道不值得后人铭记吗？做坏事总是会有报应的；1965年文革爆发时我只有11岁，家中及亲友、邻居被红卫兵抄家批斗，其中一位红卫兵是我的邻居Bx，他的亲友不是猝死就是心脏病而亡。所以，依据“人性本能”还是与人为善，避免让文革悲剧重演。

周寿宪是我的二舅，以上链接的维基百科中的内容是由他的儿子周捷撰写的。

⁃ 写书能得到读者的奖励是最幸福的事，祝贺你！
⁃ 祝贺！！！我觉得有他们这样一个群体支持你，你以后不会再孤单。等我以后有空会和他们一起写文章，驳斥那些攻击你的言论。
⁃ 516值得纪念的日子。感谢奖状设计者。
⁃ 多善良的读者！感动！
⁃ 太好了！有这么多读者捐款，给予你工作的肯定！WinterGreen这么有心还在网上给你颁发了读者奖，又选了这么特殊的日子！太有意义了！你应为你的努力付出感到骄傲！为你高兴！
⁃ 真好[强][强] 祝贺你[玫瑰][玫瑰]
⁃ 知道的人越多，越安[咖啡]全。
⁃ 不让张作家的悲剧重现[咖啡]
⁃ 三个苹果🍎 五个梨，谢谢[玫瑰][玫瑰][玫瑰]
⁃ 拆除‘网络柏林墙’的呼吁和诉求是人心所向，全球化如何运转有赖于网络发展，对网络的限制和开放是独裁与民主的试金石，支持者和反对者众多，谁胜谁负从历史角度看民主自由必胜。
⁃ 清华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上面这个帖子。
⁃ Wintergreen 好勇敢正直[强][强][强][玫瑰][玫瑰][玫瑰] （Wintergreen：友琴，你都写出了那么多记录，我只是和一些读者来为你cheer up而已，这和勇敢有什么关系吗？最多只是一个对你的努力的一个赞赏的公开表达而已。）
⁃ [强][强]这个可以在北大的同学圈中转发吧？
⁃ 516，灾难的开始！
⁃ 反馈：功德无量！[玫瑰][玫瑰]
⁃ [玫瑰][玫瑰][玫瑰][Worship][Worship][Worship][强][强][强]记住那些事，告诉后人
⁃ WinterGreen紀錄寫得好! 她的籌款很成功。謝謝轉發。
⁃ 世界终于看到了你的付出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评价会越来越高！[玫瑰][玫瑰][玫瑰]
⁃ 非常感人的活动 by 老蒋
⁃ 吾道不孤，此之谓也
⁃ 所以更有说服力，更能显示您的贡献的普遍价值。（因为读者奖颁奖词被封锁，送不进群里。）

祝賀《文革受難者》一書英文版在英國出版發行，下個月可能在美國發行，越來越多的英語讀者將有機會了解中國文革十年所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殺戮。民主社會的人們 — 政界領袖，歷史研究者，普通讀者將會看清：中國共產黨的邪惡，制度的罪惡，看到被洗腦的那些中國人 — 就像二戰時期德國民眾 — 他們的暴戾，看到亡故人們 — 被活活打死或被自殺，和他們的家屬親友，所遭受的苦難和無助。

文革期間 ，一個領袖和他的四人幫，其實有更多的幫，車水馬龍一般，挑唆號召一群人去打殺另一群人。起先動手的是中學生建立紅衛兵組織，他們後面站著那位領袖的老兵，被殺戮傷殘的是老師校長。大學生豈敢落下，建立各種紅衛兵隊伍，被殺戮傷殘的是所有新舊知識份子。領袖只覺意猶未盡，一場接著一場的運動，把他自己左膀右臂打入地獄，殺戮殆盡。這是人類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道義災難！那些最先入道的中學紅衛兵們，“曳尾涂中”。“涂”是當年莊子所言的身心自由，在中學紅衛兵們心裡是江山，是制度。他們終究得到了。

在這種制度下，又上台一位領袖，在他的“思想”指導下，新冠病毒，封城封路封戶，此起彼伏，鬧得民不聊生。整整三年後，沒錢折騰了，又突然開封，造成80%～90%的人口病毒感染，且無醫無藥！對於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紐時報》今年二月中旬刊登一篇文章，結尾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首次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 這又是一場人類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人道災難！

從中國文革爆發的1966年至新冠肺炎瘟疫世界範圍解封的2022年，56年歷史瞬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制度就發生兩起“絕無僅有”的人道災難！

中國共產黨對本國老百姓可以將其荼毒若此，它當上世界領袖，地球上的人們將會如何？

《文革受難者》寫就十年文革歷史，一個人，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家庭的悲慘遭遇，讓世界看清中共黨的本質。

揭露專制，反抗暴政，推動民主，這本書所做出的貢獻，將會彰顯。

祝賀！

我佩服犹太人的穷追不舍，他们出的回忆录成百上千，拍的电影不计其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整个中欧东欧数国是他们杀害无辜犹太平民百姓的屠宰场，我在加拿大认识的人就有自己的祖辈父辈亲人被杀戮，我也读过数十本英语回忆录，包括以色列总理梅伊夫人的生命历程，她几岁时就感受到受迫害的耻辱和惊吓，后来她父亲离开沙俄帝国去了美国，她也很小就移民美国，然后为了复国大业回到祖先土壤巴勒斯坦，成为建国英雄之一。我们文革中死难的老百姓谁能为他们作下记载，让后世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大劫难，我看到你们网站上的“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locaust memories “ 震惊而佩服，我不是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而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个体，喜欢历史文学，野鹤闲云生活，闲来无事把观察的一切化为文字，也没有强烈欲望去发表，但越是了解到世界历史，就越联想到自己民族的灾难，有时真是拍案而起，你们一些有才有志的学者，依据真实历史写出的文字如金石坠地，是我佩服和欣赏的。

近两天看到了王文琴老师有关“文革”的系列文章，真可谓是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呵！这些资料的收集，从中饱含了作者多少的辛苦，付出了多少代价呵！难得、难得！记得巴金先生生前曾说过，希望中国能建立一所有关“文革”的纪念馆，能将“文革”的悲惨教训告诫给历史后人，可惜巴老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好了，王友琴老师所建的这一网上纪念馆，也就是无形之形的“文革”纪念馆。尽管王老师所收集的资料大多限于北京，但中国实行的是“全国一盘棋”体制，因此，窥一斑即可知全豹；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应如此，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难得的是王老师能有如此坚韧的勇气与毅力，能如此坚持不懈地守护这份工作，直到大功告成！如果不是她的如此坚持不懈，如果不是她的这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包括她对那些在这一历史的灾难中所殉难者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为了让民族后代永远记住这一悲惨的历史，想来这份巨大的工程是无法完成的。感谢她为我们留住了这段历史，感谢她用那整个一代人的血泪给我们筑成了这样的一个“纪念馆”，让我们的子孙后辈才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那一系列殉难者的名字，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血案，每一件都触动着我们每个读者的心，让我们读来悲痛不已，义愤填膺。——感谢王老师如此高度的对历史负责精神，感谢她的艰辛工作，更感谢她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如此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王老师，我们永远支持您、信赖您！

作家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谎言与讹传。王友琴，以一己之力完美的做到了。她记录真实历史，警示未来，作为中国人的脊梁，她的功勋永在--了不起的功勋。

她的文章，真实可靠，严谨认真，没有一句废话，使得中华民族的浩劫文革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记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