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ote on 23 3 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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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上午
沉郁痛切的书评
----读王友琴的两篇书评
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张源坤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这两天一直在为王友琴大姐的两篇书评而激动着、感动着，它们是大姐为巫宁坤教授的两本书《一滴泪》《孤琴》所写，前者的标题是《灿烂的夕阳》，后者是《聆听孤琴》。
王大姐在国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几十年了，中文写作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老练沉着，文章深得唐宋古文之真传，把韩愈的“文以明道”的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明道，我们的脊梁如何坚挺！我们文章的篱笆如何扎牢！坚守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就是这两篇书评的“道”；文以明道并非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文在道外，文与道二分，文以明道，文在道里，文即道。这在苏轼古文中就有经典表现。苏文向来以自然畅达、条理分明、辨析周密、层层递进而曲尽其妙。在王友琴的这两篇书评里也体现得很充分。
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让人觉得深刻有力，是因为他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对于儒家之道的逻辑有深刻领悟，所以左右逢源、俯拾即是。王大姐的这两篇书评贯穿的却是对巫宁坤们的年代的深刻反思和对人道精神的急切呼号和对巫宁坤教授“坚强意志、清晰的头脑和仁慈的德性”的赞美。文章在这一总体精神的笼罩下，依靠内在的精神逻辑铺陈展开，三层递进，深得苏轼文章之妙法。
第一层，先是一段概括巫先生的备受摧残的一生，不烦转述，接下来一段，做出小结：“个人的遭遇，也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第一层递进完成：个人史即国史，以小见大，巫先生遭遇的普遍意义得以彰显。但，即使如此重大而普遍的悲惨的历史，却未能在文字世界中建构起来，因此“巫宁坤先生的这本书尤其重要”。
接下来，该怎么写？亏她想得到，“在文革后的三十年中，在夹缝中还是出版了一些经历着的回忆录书籍”的，但这样的作品面对这样惨绝的历史却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幽默”！这是通过一个美国学生的口说出来的，更显得“旁观者清”的客观性。这种行文的细腻老到实在是无以复加。然后作者老实不客气地写道“在《干校六记》这部相对最有真实感的作品中，确实缺少历史的质感与实录”。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大姐在她自己的呕心沥血的著作《文革死难者》中为何要顽强地坚持那种质而无文的实录风格，几乎就是相机拍的现场画面，让人不忍直视，不忍卒读。对比还没完，作者又通过一个脚注，似有似无地提到当年轰动一时的钱钟书批评冯友兰当年文革中揭发事件，而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是当事者之一的钱钟书去世而他的妻子出来辩解说钱没有说过这件事，而文革中北大的63位死难者却被遗忘，“老一代对未能说明历史事实负有责任”。作者再次强调“巫宁坤先生对往事采取正视的角度。400页厚的《一滴泪》中，用了工笔画而不是大写意，描述文革和文革前的一场场迫害。”到此，文章完成第二层递进：风格即人格。这层递进里包含诸多个衔接转进，手法之巧妙、用语之朴实，令人拍案叫绝。
接下来，文章自然演进，没有丝毫的人工痕迹地转入，叙述巫先生这样做“不只是为个人诉苦”，“他的同情与博爱”让他的笔下很多同辈受难者也得到了“纪念和哀悼”。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叫江楠的受难者的悲惨结局。我注意到作者每每在一些重要的细节叙述后，都会提及这些受难者的后人的反应，这既是读者很想了解的，无疑也会增强文章的现实感。我前几天还在一则微信里提示王大姐要增加后人的反应，以使文章的结构反应现实的本质，王大姐很宽厚地没有批评我的自作聪明，而她早在很多年前早就这么做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那位死难者的亲戚竟然拒绝说出死难者更详细的故事。即便如此，作者仍想象着她的亲属会买一本书，“读后给巫宁坤先生写一封信，用这个非常简易的方式，纪念三十九年前被害死的江楠，并且向年近九十的巫宁坤老人表示感谢和敬意。年龄已经让巫宁坤先生远离世俗的名利，记录死者以警示世人，在他那里纯然出自崇高的情怀”。我引用这样一长段话的时候，又流下了热泪，因为我感到了王大姐以想象的方式写下这一段话时，她和巫先生是一样的孤独和不被理解的痛苦。
既然这样不被理解，是什么支撑他们要写下去？作者接下来叙述分析了巫先生的力量来源。作者认为支撑巫先生的一个精神力量是文学人物的“崇高精神”。“他带了一本杜甫诗选和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这两本书在他生命中的作用使得这两本书的文学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在缺少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的意义可能应该超越文学在其他国家或文明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文学评论，实在值得学文学的大学生认真一读。”虽然我没有读到巫先生书中的文学评论，但我多年前读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时也经历了相似的阅读体验。那本书中写到抗战中外文系的学生上朱光潜先生的课，讲到一首诗，朱光潜先生如入无人之境，大声朗诵了作品，然后一任泪流满面，寂然而立，教室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教室外面莎莎的树叶声。我感到那似乎是我这个文学专业毕业生第一次上文学课。所以，我觉得巫先生的这个精神力量不仅强大而且真实可靠。我想作者反复提到文学，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具有史诗性，但这“必须依靠诗家的努力才可能形成。如果没有了这样记载历史明辨善恶的诗家，那剩下的只有双重的不幸和更长久的黑暗”。“让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人来承担书写历史的重任实在让人惭愧，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睁开眼睛，赞赏夕阳的灿烂霞光。”文章到此戛然而止，我仿佛看到万丈霞光中，巫先生们带着纯粹的人的微笑，纯净得像一块水晶。我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土里。我前两天还刚刚说了，巫先生的书我有电子版，但一直不敢打开看，因为读它就如同读王大姐的书一样，太痛苦了，也为那时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者的结尾仿佛早就看透的现实的无奈，提前为我这样的国人打脸了，还打得那么响亮。羞愧之余，我也体会到文章这最后一层递进的深意：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王友琴大姐是我们79级的文科全国状元，她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我想她的数学一定也很好，否则她的文章不会有这么好的内在逻辑，在每一个关键点上把篱笆扎得那么牢，简直是密不透风。在你刚要质疑个人经历的普遍意义的时候，文章自然递进到个人史即国史的层面；在你刚好要说文学的个人风格无关大局、各有所好时，它又自然转进到风格即人格。看看那个注释的使用吧，多么巧妙多么不露痕迹，《文心雕龙》说“注者主解”，恰好构成第二个递进的扎实的理由，篱笆扎得牢牢的。当你刚要质疑过去几十年的事了，今天还有多大意义的时候，它在提醒你睁开眼看看那霞光中那灿烂的微笑，你敢于直视吗？
将来环境变了，王大姐的这篇《灿烂的夕阳》一定可以进中学语文课本的，因为它构成了中华文脉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读王友琴的两篇书评
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张源坤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这两天一直在为王友琴大姐的两篇书评而激动着、感动着，它们是大姐为巫宁坤教授的两本书《一滴泪》《孤琴》所写，前者的标题是《灿烂的夕阳》，后者是《聆听孤琴》。
王大姐在国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几十年了，中文写作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老练沉着，文章深得唐宋古文之真传，把韩愈的“文以明道”的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明道，我们的脊梁如何坚挺！我们文章的篱笆如何扎牢！坚守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就是这两篇书评的“道”；文以明道并非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文在道外，文与道二分，文以明道，文在道里，文即道。这在苏轼古文中就有经典表现。苏文向来以自然畅达、条理分明、辨析周密、层层递进而曲尽其妙。在王友琴的这两篇书评里也体现得很充分。
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让人觉得深刻有力，是因为他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对于儒家之道的逻辑有深刻领悟，所以左右逢源、俯拾即是。王大姐的这两篇书评贯穿的却是对巫宁坤们的年代的深刻反思和对人道精神的急切呼号和对巫宁坤教授“坚强意志、清晰的头脑和仁慈的德性”的赞美。文章在这一总体精神的笼罩下，依靠内在的精神逻辑铺陈展开，三层递进，深得苏轼文章之妙法。
第一层，先是一段概括巫先生的备受摧残的一生，不烦转述，接下来一段，做出小结：“个人的遭遇，也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第一层递进完成：个人史即国史，以小见大，巫先生遭遇的普遍意义得以彰显。但，即使如此重大而普遍的悲惨的历史，却未能在文字世界中建构起来，因此“巫宁坤先生的这本书尤其重要”。
接下来，该怎么写？亏她想得到，“在文革后的三十年中，在夹缝中还是出版了一些经历着的回忆录书籍”的，但这样的作品面对这样惨绝的历史却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幽默”！这是通过一个美国学生的口说出来的，更显得“旁观者清”的客观性。这种行文的细腻老到实在是无以复加。然后作者老实不客气地写道“在《干校六记》这部相对最有真实感的作品中，确实缺少历史的质感与实录”。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大姐在她自己的呕心沥血的著作《文革死难者》中为何要顽强地坚持那种质而无文的实录风格，几乎就是相机拍的现场画面，让人不忍直视，不忍卒读。对比还没完，作者又通过一个脚注，似有似无地提到当年轰动一时的钱钟书批评冯友兰当年文革中揭发事件，而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是当事者之一的钱钟书去世而他的妻子出来辩解说钱没有说过这件事，而文革中北大的63位死难者却被遗忘，“老一代对未能说明历史事实负有责任”。作者再次强调“巫宁坤先生对往事采取正视的角度。400页厚的《一滴泪》中，用了工笔画而不是大写意，描述文革和文革前的一场场迫害。”到此，文章完成第二层递进：风格即人格。这层递进里包含诸多个衔接转进，手法之巧妙、用语之朴实，令人拍案叫绝。
接下来，文章自然演进，没有丝毫的人工痕迹地转入，叙述巫先生这样做“不只是为个人诉苦”，“他的同情与博爱”让他的笔下很多同辈受难者也得到了“纪念和哀悼”。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叫江楠的受难者的悲惨结局。我注意到作者每每在一些重要的细节叙述后，都会提及这些受难者的后人的反应，这既是读者很想了解的，无疑也会增强文章的现实感。我前几天还在一则微信里提示王大姐要增加后人的反应，以使文章的结构反应现实的本质，王大姐很宽厚地没有批评我的自作聪明，而她早在很多年前早就这么做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那位死难者的亲戚竟然拒绝说出死难者更详细的故事。即便如此，作者仍想象着她的亲属会买一本书，“读后给巫宁坤先生写一封信，用这个非常简易的方式，纪念三十九年前被害死的江楠，并且向年近九十的巫宁坤老人表示感谢和敬意。年龄已经让巫宁坤先生远离世俗的名利，记录死者以警示世人，在他那里纯然出自崇高的情怀”。我引用这样一长段话的时候，又流下了热泪，因为我感到了王大姐以想象的方式写下这一段话时，她和巫先生是一样的孤独和不被理解的痛苦。
既然这样不被理解，是什么支撑他们要写下去？作者接下来叙述分析了巫先生的力量来源。作者认为支撑巫先生的一个精神力量是文学人物的“崇高精神”。“他带了一本杜甫诗选和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这两本书在他生命中的作用使得这两本书的文学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在缺少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的意义可能应该超越文学在其他国家或文明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文学评论，实在值得学文学的大学生认真一读。”虽然我没有读到巫先生书中的文学评论，但我多年前读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时也经历了相似的阅读体验。那本书中写到抗战中外文系的学生上朱光潜先生的课，讲到一首诗，朱光潜先生如入无人之境，大声朗诵了作品，然后一任泪流满面，寂然而立，教室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教室外面莎莎的树叶声。我感到那似乎是我这个文学专业毕业生第一次上文学课。所以，我觉得巫先生的这个精神力量不仅强大而且真实可靠。我想作者反复提到文学，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具有史诗性，但这“必须依靠诗家的努力才可能形成。如果没有了这样记载历史明辨善恶的诗家，那剩下的只有双重的不幸和更长久的黑暗”。“让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人来承担书写历史的重任实在让人惭愧，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睁开眼睛，赞赏夕阳的灿烂霞光。”文章到此戛然而止，我仿佛看到万丈霞光中，巫先生们带着纯粹的人的微笑，纯净得像一块水晶。我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土里。我前两天还刚刚说了，巫先生的书我有电子版，但一直不敢打开看，因为读它就如同读王大姐的书一样，太痛苦了，也为那时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者的结尾仿佛早就看透的现实的无奈，提前为我这样的国人打脸了，还打得那么响亮。羞愧之余，我也体会到文章这最后一层递进的深意：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王友琴大姐是我们79级的文科全国状元，她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我想她的数学一定也很好，否则她的文章不会有这么好的内在逻辑，在每一个关键点上把篱笆扎得那么牢，简直是密不透风。在你刚要质疑个人经历的普遍意义的时候，文章自然递进到个人史即国史的层面；在你刚好要说文学的个人风格无关大局、各有所好时，它又自然转进到风格即人格。看看那个注释的使用吧，多么巧妙多么不露痕迹，《文心雕龙》说“注者主解”，恰好构成第二个递进的扎实的理由，篱笆扎得牢牢的。当你刚要质疑过去几十年的事了，今天还有多大意义的时候，它在提醒你睁开眼看看那霞光中那灿烂的微笑，你敢于直视吗？
将来环境变了，王大姐的这篇《灿烂的夕阳》一定可以进中学语文课本的，因为它构成了中华文脉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