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ote on 3 10 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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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上午
文革中的“上访”户
我母亲孙映芳，文革时在云南省广播电台资料室工作。从母亲到老都还在追求入党（一直对单位上那些人不考虑她的申请耿耿于怀),再查看她留下的大量日记，可见一位一心追求“上进”的“革命”者。可惜在入党不顺之外，不但事业上并无起色，而且还在残酷运动中被整，倒了大霉。反右时被定为“右派言论”被从《工人日报》下方放到云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革命进行深入一环节就是“深挖五一六”的发动群众斗群众，各单位找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我母亲不幸再次中招。
母亲的大姐孙荫南，是外公第一个妻子所生，是为同父异母，年纪与我母亲的母亲相同，年龄相差二十多岁。1937年抗日战时期，母亲的大姐夫家在上海淞沪会战时被日本飞机轰炸失散，大姐逃出后回到家乡，母亲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姐。后来大姐夫在江西上饶当了汽车管理处主任，大姐又离家前去团聚。解放后大姐家在广东省韶关工作生活，到文革时被定为有问题的“九种人”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家乡新丰县乡下。
母亲为人讲亲情，文革开始后还在给这位居住在乡下的大姐写信。一向“思想积极”的母亲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想着大姐家在农村消息闭塞，给大姐邮寄了几份文革宣传单。没想到大姐那边革委会“阶级斗争警惕性”高，在对被控制监视的对象“坏份子”大姐家的信进行扣下检查 ，发现云南那边还有人跟“坏份子”联系，就向云南省电台举报了我母亲“向历史反革命分子寄材料”，提醒单位注意母亲的活动。
在文革阶级斗争高潮时，内乱全面爆发。1969年各单位“当权派”已经被打倒，实行军管，成立革委会，由军队的“军代表”进入和单位工宣队一起管理。省广播电台的工作一片混乱，极左思潮泛滥下，省广播电台的头头居然是一位排级干部，那种水平当然是乱整人，把电台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大搞白色恐怖，划线站队，层层加码“揪出阶级敌人”(正像1957年抓右派)，把南下干部及一般群众中的许多无辜者列为审查对象，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造成30%以上的冤假错案。母亲因为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大姐夫家写信，就被定为了单位上“有问题”的反革命，戴上“特嫌”帽子，被投入电台设立的“牛棚”，被审问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
在母亲被关押隔离审查期间，有一次跟父亲去“探监”，就在省电台潘家湾大院大门正对的那座小洋楼里，一楼进走廊的第一间。工宣队人员带我们到那里，一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和另外一位女干部坐在地上放的木板上，简单的地铺，床头边放有硬纸板盒子算是床头柜，上面放着漱口缸和饭盒。
母亲一看见我们就哭了，说不出话，不停地抹眼泪。记得她一直跟父亲说单位上冤枉她，她要上诉，还要父亲带草稿纸给她写申诉材料。我每次跟父亲去给母亲送东西，都要经工宣队看门的检查同意才转交进去。
后来准许母亲每周回家一次，帮我们洗洗衣服，整理家务。一次，母亲在做完事后就带着我去省革委会主任周兴的家，那是省委宿舍大院进大门左边一溜三座别墅的第一座，就隔我家住的“乙栋”宿舍楼一条马路。当时父亲在省委农村部工作，所以我家住在大院的“乙栋”，是普通干部住的，“甲栋”是处以上干部的楼。母亲按了周兴家大门上的门铃，出来一卫兵。母亲跟他说了一些话，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她写的申诉材料，要那卫兵转交上去，那卫兵收了材料我们就离开了。当时我不知道母亲做这个有什么用，现在看了那么多上访人员，才晓得自己的母亲在50多年前的文革中就搞“上访”了。
在那个年代，母亲的上访行动结果可想而知，申诉材料肯定是又交到单位头头手里，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久母亲就被下放到省电台的农场养猪去了，农场在西山区沙朗白族公社大山里的桃园村，远离昆明约20公里。从1969年12月15日开始被隔离审查，直至文革末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1975年，母亲在农场“劳动改造”养猪长达六年，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折磨摧残，使她患上了高血压、腰椎肥大、风湿、忧郁等症。一直到1979年4月才给她发了“平反”通知2。
每年中学放暑假我都坐长途车到七八公里远的大普吉，再沿着一个大水库走二个钟头的路去到那个养猪农场看母亲，跟她住上一段时间。整个农场在一山坡上，杂草和灌木长得比人高，她住在一个被荒草湮没的土坯房里，杂草中有一走出来的通道与外界相联。小土房没有粉刷过，是那种滇中典型的红土墙。一进门是过厅，左右各一间房。母亲的在右边，对面那间住着一个老太太，整天坐在一个椅子里一动不动，我心一直嘀咕她是否还活着，令人恐怖。母亲房间很小，黑黑的没有窗子，照明靠顶上一黄黄小灯泡，有床，一个胸柜，一把椅子就塞满整个房间。
母亲很高兴我的到来，总是想办法做好吃的给我，特别是夏末雨季野生菌上市，经常从附近桃园村民手里买最新鲜的青头菌来炒吃，非常爽口。白天母亲去喂猪，也不愿意让我去看她工作的地方，我没地方去，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母亲那里多是马列毛著作，翻了几本，根本看不下去，只有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能当做历史故事读，非常老旧，还是繁体字版本，加上很多古字，只能猜着看，打发时间。
从1969年底母亲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养猪农场回到昆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先是下放“五七干校”(在弥勒县东风农场长塘子)，后又到弥勒县新哨公社大沙冲生产队，每天都看着通往公社的道路，期望看见母亲或者什么亲戚出现。林彪事件后“五七干校”撤销，“五七战士”父亲被分配工作到位于安宁县的昆明钢铁厂工作，我也进入了厂附属中学。
1975年母亲回到昆明，父亲在昆钢也分到一两居室，母亲周末会来，我也会去昆明看母亲。母亲在省电台管理图书室和阅览室，以及回复听众来信。从农场回来后单位给分了一间宿舍，宿舍楼在办公大楼(光复楼,民国时期建筑)背后。到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等待下乡当知青之前，天天在电台图书室翻那些老书，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小说，直看得昏天黑地。
（附件：母亲的“平反”通知，我有原件，不知道怎样传给你们）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云广党字(1979)28号
关于孙映芳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根据广东省新丰县公安局的来函，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八月，把孙映芳同志列为“特嫌”进行长期审查。审查结果。孙映芳同志不存在“特嫌”问题。已于一九七四年八月解除审查。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对孙映芳同志采取了法西斯的审查方式。使孙映芳同志身心受到摧残。家属受到诛连。这是错误的，特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南省广播养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九七九年四月十八八日
我母亲孙映芳，文革时在云南省广播电台资料室工作。从母亲到老都还在追求入党（一直对单位上那些人不考虑她的申请耿耿于怀),再查看她留下的大量日记，可见一位一心追求“上进”的“革命”者。可惜在入党不顺之外，不但事业上并无起色，而且还在残酷运动中被整，倒了大霉。反右时被定为“右派言论”被从《工人日报》下方放到云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革命进行深入一环节就是“深挖五一六”的发动群众斗群众，各单位找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我母亲不幸再次中招。
母亲的大姐孙荫南，是外公第一个妻子所生，是为同父异母，年纪与我母亲的母亲相同，年龄相差二十多岁。1937年抗日战时期，母亲的大姐夫家在上海淞沪会战时被日本飞机轰炸失散，大姐逃出后回到家乡，母亲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姐。后来大姐夫在江西上饶当了汽车管理处主任，大姐又离家前去团聚。解放后大姐家在广东省韶关工作生活，到文革时被定为有问题的“九种人”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家乡新丰县乡下。
母亲为人讲亲情，文革开始后还在给这位居住在乡下的大姐写信。一向“思想积极”的母亲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想着大姐家在农村消息闭塞，给大姐邮寄了几份文革宣传单。没想到大姐那边革委会“阶级斗争警惕性”高，在对被控制监视的对象“坏份子”大姐家的信进行扣下检查 ，发现云南那边还有人跟“坏份子”联系，就向云南省电台举报了我母亲“向历史反革命分子寄材料”，提醒单位注意母亲的活动。
在文革阶级斗争高潮时，内乱全面爆发。1969年各单位“当权派”已经被打倒，实行军管，成立革委会，由军队的“军代表”进入和单位工宣队一起管理。省广播电台的工作一片混乱，极左思潮泛滥下，省广播电台的头头居然是一位排级干部，那种水平当然是乱整人，把电台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大搞白色恐怖，划线站队，层层加码“揪出阶级敌人”(正像1957年抓右派)，把南下干部及一般群众中的许多无辜者列为审查对象，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造成30%以上的冤假错案。母亲因为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大姐夫家写信，就被定为了单位上“有问题”的反革命，戴上“特嫌”帽子，被投入电台设立的“牛棚”，被审问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
在母亲被关押隔离审查期间，有一次跟父亲去“探监”，就在省电台潘家湾大院大门正对的那座小洋楼里，一楼进走廊的第一间。工宣队人员带我们到那里，一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和另外一位女干部坐在地上放的木板上，简单的地铺，床头边放有硬纸板盒子算是床头柜，上面放着漱口缸和饭盒。
母亲一看见我们就哭了，说不出话，不停地抹眼泪。记得她一直跟父亲说单位上冤枉她，她要上诉，还要父亲带草稿纸给她写申诉材料。我每次跟父亲去给母亲送东西，都要经工宣队看门的检查同意才转交进去。
后来准许母亲每周回家一次，帮我们洗洗衣服，整理家务。一次，母亲在做完事后就带着我去省革委会主任周兴的家，那是省委宿舍大院进大门左边一溜三座别墅的第一座，就隔我家住的“乙栋”宿舍楼一条马路。当时父亲在省委农村部工作，所以我家住在大院的“乙栋”，是普通干部住的，“甲栋”是处以上干部的楼。母亲按了周兴家大门上的门铃，出来一卫兵。母亲跟他说了一些话，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她写的申诉材料，要那卫兵转交上去，那卫兵收了材料我们就离开了。当时我不知道母亲做这个有什么用，现在看了那么多上访人员，才晓得自己的母亲在50多年前的文革中就搞“上访”了。
在那个年代，母亲的上访行动结果可想而知，申诉材料肯定是又交到单位头头手里，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久母亲就被下放到省电台的农场养猪去了，农场在西山区沙朗白族公社大山里的桃园村，远离昆明约20公里。从1969年12月15日开始被隔离审查，直至文革末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1975年，母亲在农场“劳动改造”养猪长达六年，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折磨摧残，使她患上了高血压、腰椎肥大、风湿、忧郁等症。一直到1979年4月才给她发了“平反”通知2。
每年中学放暑假我都坐长途车到七八公里远的大普吉，再沿着一个大水库走二个钟头的路去到那个养猪农场看母亲，跟她住上一段时间。整个农场在一山坡上，杂草和灌木长得比人高，她住在一个被荒草湮没的土坯房里，杂草中有一走出来的通道与外界相联。小土房没有粉刷过，是那种滇中典型的红土墙。一进门是过厅，左右各一间房。母亲的在右边，对面那间住着一个老太太，整天坐在一个椅子里一动不动，我心一直嘀咕她是否还活着，令人恐怖。母亲房间很小，黑黑的没有窗子，照明靠顶上一黄黄小灯泡，有床，一个胸柜，一把椅子就塞满整个房间。
母亲很高兴我的到来，总是想办法做好吃的给我，特别是夏末雨季野生菌上市，经常从附近桃园村民手里买最新鲜的青头菌来炒吃，非常爽口。白天母亲去喂猪，也不愿意让我去看她工作的地方，我没地方去，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母亲那里多是马列毛著作，翻了几本，根本看不下去，只有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能当做历史故事读，非常老旧，还是繁体字版本，加上很多古字，只能猜着看，打发时间。
从1969年底母亲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养猪农场回到昆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先是下放“五七干校”(在弥勒县东风农场长塘子)，后又到弥勒县新哨公社大沙冲生产队，每天都看着通往公社的道路，期望看见母亲或者什么亲戚出现。林彪事件后“五七干校”撤销，“五七战士”父亲被分配工作到位于安宁县的昆明钢铁厂工作，我也进入了厂附属中学。
1975年母亲回到昆明，父亲在昆钢也分到一两居室，母亲周末会来，我也会去昆明看母亲。母亲在省电台管理图书室和阅览室，以及回复听众来信。从农场回来后单位给分了一间宿舍，宿舍楼在办公大楼(光复楼,民国时期建筑)背后。到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等待下乡当知青之前，天天在电台图书室翻那些老书，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小说，直看得昏天黑地。
（附件：母亲的“平反”通知，我有原件，不知道怎样传给你们）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云广党字(1979)28号
关于孙映芳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根据广东省新丰县公安局的来函，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八月，把孙映芳同志列为“特嫌”进行长期审查。审查结果。孙映芳同志不存在“特嫌”问题。已于一九七四年八月解除审查。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对孙映芳同志采取了法西斯的审查方式。使孙映芳同志身心受到摧残。家属受到诛连。这是错误的，特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南省广播养
中共云南省广播事业局党组
九七九年四月十八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