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ote on 2 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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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上午
首先请允许我对王友琴教授40年来搜集整理文革受难者资料，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其他协助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父亲叫姜一平，生于1922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三）。生前最后的职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化工局副局长（注：当时该局没有正局长，我父亲是实质上的正局长）。我父亲15岁在山东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后参加八路军。因有初中学历，被安排在军工厂与吴运铎一起开发手榴弹等兵器。全国解放前（东北解放后）担任大连化工厂（后大化集团）厂长，后担任太原氮肥厂（后太原化工集团）厂长，其后调往国家计委。
我父亲出身学问世家，祖上曾担任翰林。他聪明博学，自学完成大专课程。精通历史，通英俄日三种语言，被亲戚家人称为活字典，并喜爱广东音乐。在工作上精于专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部下严格要求，为人善良正义，眼里揉不得沙子，为此得罪了一些对工作敷衍了事贪图私利的同事，在文革中遭到报复迫害。因无法忍受组织的不信任，停止组织活动，接连不断的批判会，建筑工地的强迫劳动等，于1969年11月20日凌晨在国家计委大楼跳楼自杀。
比起其他文革中因暴力致死的受难者，也许我父亲受到的迫害算轻的，但对于一个从十几岁就忠心耿耿追随他信任的党的老党员，可以想象上述迫害对其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是相当残酷的。
我父亲自杀当天早晨离家时，是我送他出门。我问他，“你怎么走这么早？”，他说，“有点事”。没想到这成了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对话。我母亲是国家计委定点医院的医生，当天正在值夜班。父亲被发现后，送到正在急诊室值班的母亲手里（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个情景对母亲有多么残酷）。据母亲讲，当时父亲已过世，但还有体温。因为是高空坠下，腰间皮带已崩断。
中午放学时，我在计委食堂被一个叔叔告知不要吃饭了，让我赶紧回家。回到家，看到一屋子大人坐在我家，母亲面无表情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自杀就是叛党，是反革命，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母亲为了不连累我们子女，强忍住悲痛。此后很多年，我母亲总是哭泣，而我每逢看到母亲哭泣，总是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母亲，但心里又很难受，不忍目睹，所以总是躲到一边。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每当想起父亲离开我们的情景，总是为没能阻止父亲而自责，为没能安慰痛苦的母亲而后悔。另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对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一定让你们幸福“。后来一直到文革结束，母亲遭受了很多歧视和谩骂，有一次当母亲又一次在计委遭受谩骂后对我说，“我当时真想一头撞死在计委大门口”，可想而知母亲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文革后，国家计委为我父亲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但不是追悼会，并拒绝在悼词中写上“迫害”一词。当年我在上大学，由于各方面尚不成熟，未能为父亲写一篇悼词，表述家人对父亲的怀念，至今仍后悔不已。
文革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同龄人和自己父亲共享亲情，我总是羡慕不已，经常想象如果父亲还在，我们这个家庭会有多么幸福，我会聆听多少父亲的教诲，会享受多少深沉的父爱。文革后，我和二哥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哥哥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本人生活在国外，三个子女都家庭幸福，母亲活到94岁高寿，也算是告慰天堂里的父亲，算是对父亲尽了一点小小的孝心。
今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这个网站，很感动文革过去多年，还有人不辞千辛万苦，坚持不懈地完成文革的记录。今天写下这个短文，是为了在你们的纪念园里为我父亲留下一个纪念碑，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录，也为反省文革这个悲剧时代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希望你们坚持文革纪念园的伟大工作。这不仅是为文革留下历史记录，也不只是慰藉受难者和家属，更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过罪恶的历史，只有能够反省罪恶，不忘罪恶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并立于民族之林。谢谢！
我父亲叫姜一平，生于1922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三）。生前最后的职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化工局副局长（注：当时该局没有正局长，我父亲是实质上的正局长）。我父亲15岁在山东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后参加八路军。因有初中学历，被安排在军工厂与吴运铎一起开发手榴弹等兵器。全国解放前（东北解放后）担任大连化工厂（后大化集团）厂长，后担任太原氮肥厂（后太原化工集团）厂长，其后调往国家计委。
我父亲出身学问世家，祖上曾担任翰林。他聪明博学，自学完成大专课程。精通历史，通英俄日三种语言，被亲戚家人称为活字典，并喜爱广东音乐。在工作上精于专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部下严格要求，为人善良正义，眼里揉不得沙子，为此得罪了一些对工作敷衍了事贪图私利的同事，在文革中遭到报复迫害。因无法忍受组织的不信任，停止组织活动，接连不断的批判会，建筑工地的强迫劳动等，于1969年11月20日凌晨在国家计委大楼跳楼自杀。
比起其他文革中因暴力致死的受难者，也许我父亲受到的迫害算轻的，但对于一个从十几岁就忠心耿耿追随他信任的党的老党员，可以想象上述迫害对其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是相当残酷的。
我父亲自杀当天早晨离家时，是我送他出门。我问他，“你怎么走这么早？”，他说，“有点事”。没想到这成了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对话。我母亲是国家计委定点医院的医生，当天正在值夜班。父亲被发现后，送到正在急诊室值班的母亲手里（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个情景对母亲有多么残酷）。据母亲讲，当时父亲已过世，但还有体温。因为是高空坠下，腰间皮带已崩断。
中午放学时，我在计委食堂被一个叔叔告知不要吃饭了，让我赶紧回家。回到家，看到一屋子大人坐在我家，母亲面无表情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自杀就是叛党，是反革命，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母亲为了不连累我们子女，强忍住悲痛。此后很多年，我母亲总是哭泣，而我每逢看到母亲哭泣，总是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母亲，但心里又很难受，不忍目睹，所以总是躲到一边。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每当想起父亲离开我们的情景，总是为没能阻止父亲而自责，为没能安慰痛苦的母亲而后悔。另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对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一定让你们幸福“。后来一直到文革结束，母亲遭受了很多歧视和谩骂，有一次当母亲又一次在计委遭受谩骂后对我说，“我当时真想一头撞死在计委大门口”，可想而知母亲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文革后，国家计委为我父亲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但不是追悼会，并拒绝在悼词中写上“迫害”一词。当年我在上大学，由于各方面尚不成熟，未能为父亲写一篇悼词，表述家人对父亲的怀念，至今仍后悔不已。
文革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同龄人和自己父亲共享亲情，我总是羡慕不已，经常想象如果父亲还在，我们这个家庭会有多么幸福，我会聆听多少父亲的教诲，会享受多少深沉的父爱。文革后，我和二哥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哥哥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本人生活在国外，三个子女都家庭幸福，母亲活到94岁高寿，也算是告慰天堂里的父亲，算是对父亲尽了一点小小的孝心。
今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这个网站，很感动文革过去多年，还有人不辞千辛万苦，坚持不懈地完成文革的记录。今天写下这个短文，是为了在你们的纪念园里为我父亲留下一个纪念碑，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录，也为反省文革这个悲剧时代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希望你们坚持文革纪念园的伟大工作。这不仅是为文革留下历史记录，也不只是慰藉受难者和家属，更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过罪恶的历史，只有能够反省罪恶，不忘罪恶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并立于民族之林。谢谢！